“昨天晚上那张理科综合卷的错题改完了没有？”她咽下嘴里的粥，放下筷子拿纸巾擦了擦嘴角，盯着我面前那碗还没怎么动过的米汤，“等下我出门去买菜之前连着数学卷子一起给你签完字。下午五点半放学铃一响就直接往家里走，别去学校后街那几个文具店瞎逛，篮球什么的最近也别去打了，回来洗个脸就坐回书桌前写作业。”
“改完了，都压在英语课本底下了。”我低声回答着，大口把剩下的半碗粥灌进胃里。
接下来的整整两周时间，我们之间陷入了一种让人窒息的纯粹管教模式。
班主任的那通电话和坠入谷底的月考排名，把她这半年来逐渐觉醒的女人风情和对我的娇纵浇了个透心凉。
那套曾经稳固支撑着我们越界的“成绩好就没问题”的核心逻辑，在这二十二个名次的暴跌面前轰然坍塌。
她开始用一种极端的自我惩罚和对我的加倍看管，来试图修补那个被砸出大窟窿的合理化外壳。
这种倒退体现在家里每一个曾经布满暧昧张力的日常角落。
有天晚上她洗完头从卫生间出来，我像往常一样拿起茶几上的吹风机插上电源，冲着她招了招手。
“妈，你坐过来点，我帮你把后脑勺的头皮吹干了再睡。”
她停下擦头发的毛巾，走过来直接从我手里把吹风机抽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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